五四是中國的一個超級民族節(jié)日。她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深遠的學術(shù)意義。像這樣意義的節(jié)日在我國歷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說是唯一的。
五四運動發(fā)生于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歲(按照中國舊歷虛歲的算法),是一個已經(jīng)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識上,也開始有了一些積累。我在七歲左右的時候進私塾讀書。那時還是晚清,家鄉(xiāng)附近沒有現(xiàn)在所說的學校,大城市有了,但我們鄉(xiāng)下還沒有,所以只能入這種舊式學堂。這是一家客家人創(chuàng)辦的私塾,老師也是從鄰縣請來的一位講客家話的生員。因為據(jù)說我們的祖先是從外地遷來的,祖宗是講客家話的,我父親大概是為了讓我不忘祖先的緣故,就讓我讀講客家話的書。我先學了《三字經(jīng)》、《論語》,后來好像又學了《幼學瓊林》之類專講駢偶對句的開蒙書,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著學下去的。但老師教書的時候,只教誦讀,不講意思,不注意兒童心理,所以我那時對讀書并不感興趣,學習態(tài)度是被動的。有時老師還打人,連像我這樣很老實的學生也被恫嚇過,結(jié)果弄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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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空的;到了這時,有了自己的實踐,就把原來抽象的東西,變成了實在的信念。這種初步的社會實踐,還成為我后來進一步為國家社會做工作的萌芽、基礎(chǔ)。
五四運動對我更大的啟導(dǎo)作用是在學藝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兩年,即1917年,新文學運動已經(jīng)在知識界開始了,但五四運動的巨大力量卻把它在全社會范圍內(nèi)帶動起來,并把它的革命影響擴大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各個領(lǐng)域。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氣氛下,它這只文學之舟,成了一艘駛向縱深的歷史海洋的\"母艦\",承載了許多新學術(shù)的運送使命。它們后來又同它脫離開來,成了其他的現(xiàn)代新學科。在這些現(xiàn)代學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來所終生從事的民俗學(包括民間文藝學)。
我接觸新文學運動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運動爆發(fā)后的一兩年。當時國內(nèi)各地的報刊大都改成了白話文,所刊載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話創(chuàng)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體的報刊,雖然尚未絕跡,但到底不是主流了。這些刊物影響了我,使我拋棄了讀古文、作舊詩的習慣,開始改而從事新文藝的創(chuàng)作。我開始學作白話的新詩、小品文和散文,不久,還與別的兩位同學聯(lián)合,出了一本新詩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F(xiàn)在另外兩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時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戰(zhàn)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還和同窗好友辦過一個刊物,起名《狂飆》。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創(chuàng)作新詩和寫散文,在后來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書局)和《海濱的二月》(1929,北新書局)中,都收入了我在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學藝活動的更重要方面是對人民大眾口傳的民間文學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進行初步理論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動是從參與北京大學的歌謠學運動開始的。自北大歌謠征集會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謠選》之后,全國各地的報刊紛紛效仿,也大都登載了歌謠、故事之類的作品,比如廣東的《群報》、上海的《婦女月刊》和我們家鄉(xiāng)的《陸安日報》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著這個潮流活動,在我們鄉(xiāng)下搜集歌謠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來發(fā)表在北大的《歌謠》周刊等刊物上。那時的這種搜集口頭文學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種有組織的、有計劃的調(diào)查,而是個人的、自發(fā)的活動,主要是在家族親戚、同學和朋友中間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流行的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時期分別印成了《民間趣事》(1926,北新書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書局)等。那一時期,我還在《歌謠》周刊上發(fā)表了有關(guān)《歌謠雜談》一類的文章,在對民間文學的理論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嘗試。
在早期的新民間文學運動史上,我參與《歌謠》周刊的學術(shù)活動曾引起了社會的注意。經(jīng)常有些年輕學者問我,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自序中寫過一段話:\"自從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發(fā)起搜集歌謠以來,出版的歌謠至少在一萬首以上。在這一方面,;、白啟明、鐘敬文、顧頡剛、董作賓……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滅\",對此話我怎么看?胡適在五四時是否認識我?其實這段話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個同鄉(xiāng)在街上看見我,說\"你現(xiàn)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書里都講到你了\",他還說了別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類的夸獎的話,我這才第一次從他口里聽說此事。后來我自己也買到了這本書,才看見了這段原文。我始終沒和胡適見過面,也從無個人之間的來往。他在五四時已經(jīng)名氣很大,是新文學革命運動的發(fā)起人;我則還是一個學術(shù)青年,在熱心地追隨著這個偉大的文化運動。我想,胡適先生之所以能夠注意到我,是因為我那時是《歌謠》周刊\"圈\"里的活躍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謠》周刊時,發(fā)現(xiàn)了里面的幾個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認為 ……(未完,全文共3833字,當前僅顯示1936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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