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安樂死
——評《萬歷十五年》
黃仁宇的書,以學術經典的面目示人,常常給人一種不讀黃仁宇不知明史的感覺。而這其中的《萬歷十五年》,更可謂是婦孺皆知,甚至有了一提黃仁宇,便想到《萬歷十五年》的情況。我自恃是個不從眾的人,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大熱的書不看,直到粗粗讀了黃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
財政與稅收》,才不得不承認自己火候差得太遠,沒必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圍的事。于是“收手”品評一下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
萬歷是明朝倒數第四個皇帝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這個年號用了整整48年,也就是說,近乎半個世紀。那萬歷在整個明朝的進程中位于一個什么位置?著名史學家孟森給出了“明亡之征兆,至萬歷而定” 的評語,而稍早一點的趙翼也寫過“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 這么一說,萬歷就是明朝滅亡的禍首了。在那漫長的48年中,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我?guī)е唤z疑惑,打開了這本《萬歷十五年》。
“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fā)展的盡頭!薄耙虼耍覀兊墓适轮缓迷谶@里做悲劇性的結束。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279頁)
全書以人物為主線,分為七個章節(jié),每一個章節(jié)都有一個主角,而這些主角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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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與生俱來對武夫的輕視很難取得成功。當時的情況,“軍訓軍令都沒有固定的準則,專門研究軍事技術的學校未曾成立!保196頁),堂堂大明對于倭寇束手無策。軍事改革本可順勢而出,可是帝國從來重文輕武,無奈之下,只好巴結_換取支持,總算在張居正和譚綸的全力支持下,勉強在薊州帶著鐐銬跳了幾年舞,正當初有成效之際,伴隨著張居正的倒臺,一代抗倭名將,從此銷聲匿跡。
李贄既為出家人,放浪形骸,胡言亂語,干卿何事?他看出了整個社會所謂穩(wěn)定結構下的致命傷,雖然不過是端倪,卻足以被視為“異端”,最終以一把剃刀結束了76歲的生命。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把書中這些人的命運再贅述一遍,只是這些人浮沉的背后,都與文官集團有著密切聯(lián)系。而文官集團,作為一個集權力與道德于一身的帝國實際統(tǒng)治者,排斥一切可能對其利益產生影響的作用者。(其作用甚至可以抑制皇權,使其成為“活著的祖宗”,在這種情況下,萬歷的怠政顯得完全可以理解)不僅如此,黃仁宇看出來,萬歷朝遇到的問題其實是中國幾千年一直存在的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從財稅到軍事,人治代替法治、道德倫理治理國家。
在萬歷這個時代,文官集團維系了整個帝國的運行。黃仁宇很清楚,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那些公開宣稱的正式規(guī)范運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只是說說而已。但是黃仁宇過分的強調皇帝與文官集團、文官集團內部甚至文官集團與武將集團之間的矛盾,卻沒有絲毫提到帝國整個官方集團與農民集團(所有的下層百姓)的關系。“這就好比描繪山大王們如何大碗喝酒,大塊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卻不講他們如何剪徑綁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樣,而那才是決定命運的基本關系” 。吳思先生的評語確實點到了黃仁宇的死穴,黃仁宇雖是中國生人,但由于常年在美國,喝的是洋墨水,到最后不僅中國字寫不來,連中國的思維方式也不復存在,看待中國的問題常帶著西方思維的桎梏(并不是說換一種思維方式不好,只是不少中國特有的問題的確只能擺在當時當地看待,換了角度就沒有任何意義,所謂“李約瑟難題”也是一樣的問題)。站在西方的角度,黃仁宇隱隱約約嗅出了萬歷十五年大失敗背后的一點東西,但是講得太含糊,含糊到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講了什么,而他自己提出的所謂“數目字管理”,實在是有點不切實際。不過瑕不掩瑜,我們還是能感受到“背后的東西”。
有時想想也很奇怪,既然是皇權天授,乾綱獨斷便可,哪像《萬歷十五年》中的神宗那樣窩囊,連想偷懶不上早朝都有無數意見。其實,維系封建中國幾千年而不倒的就是這個“禮”,禮就是祖宗成法,就是四書五經給他們從小灌輸的定式,要他們“成仁取義”。他們自己就是用這種禮,夾雜著道德溫情的外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整個社會!耙杂琢栝L”,這個就能解釋萬歷屢欲立福王為太子而不得的原因了。文官在某些情況下是能發(fā)揮出孔孟之道的閃光點:“有些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卻可以領導倉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殺生成仁;有的文官不顧溽暑疫疾,與民夫同飲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脅下?lián)尵任kU的河堤”(106頁)但這只是依賴道德觀念做救命符不能常用,長期的過分依靠道德倫理_會造成致命的后果。黃仁宇就注意到了文官集團(官僚集團)的另一個也許是更主要的特征,一種貪得無厭以及難以置信的低效。
到了萬歷這個時候,充當帝國官員的人大多已經不具備紙面上所要求的優(yōu)秀品質,他們有個人恩怨,有門戶之見,有黨派之爭,卻又有共同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屬于整個文官集團的,一旦有人用某種方式想要剝奪這種利益,那么無論之前官員們多么不和,他們也會在“文官集團”這個大旗下集合起來,不遺余力地反擊那些打破平衡的人,這就是為何海瑞連皇帝都不怕卻始終在文官集團中處處受制的原因,同樣也是張居正大權在握卻一事無成的原因。這個團體能量極大,以至于皇帝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馬克斯•韋伯以來的社會分析一直傾向于認為從長遠的角度專制君主屈從與官僚,確實是說到骨子里去了。帝國的風氣其實就是文官集團的風氣。這個集團壟斷者帝國所有的資源和信息渠道,人多勢眾,關系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皇帝要是想要與他們做了斷,是斷無好下場的。(就好比一度想撇開文官集團的萬歷,而孔飛力在他的《叫魂》中提供了另一個版本的精彩故事)在這種沒有敵人的環(huán)境下,文官集團越發(fā)龐大,越發(fā)囂張,越發(fā)貪婪。
在這種情況下,文官集團自然迅速擴張,而局勢隨著文官集團的龐大而顯得更加惡化,整個機制的臃腫必然導致效率的低下,每個人所要做的只是維持現狀不捅婁子,而在不捅婁子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為自己撰取利益。就算有少數人利令智昏,那么處于文官集團成員唇亡齒寒的危機感和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網,這些人大多不會受到太嚴肅的懲罰。法律在他們面前只不過是工具,他們是不會把法治當成手段的。黃仁宇說的“以道德代替法 ……(未完,全文共4997字,當前僅顯示2524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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