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亞愚：“三農”問題——反思中的管見

一、絕不要幻想通過全國上下在一定時期內轟轟烈烈的努力，便可解決好一切“三農”問題。因為這類問題不僅在凡有農村、農民和農業(yè)的國家或地區(qū)都普遍存在，而且也絕不能一勞永逸地求得解決。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因此，對我國的“三農”問題，雖不能消極拖延，但必須從長計議；
　　二、改革開放雖使我國解決了許多過去存在的“三農”問題，但并沒有解決掉過去存在的所有問題，而且它本身及其所造成的社會環(huán)境，還帶來了不少新的問題，并使在過去的社會條件下不怎么突出、尖銳的問題，變得突出和尖銳了。我們絕不要幼稚地認為，改革開放可以包治百病，更不能將其作為萬能法寶到處呼喊和使用；
　　
　　三、我國當前面臨的一些重大的“三農”問題，主要是由社會轉型帶來的，具有客觀的必然性。它們現在之所以顯得十分復雜、深沉和很難應對，是由于其中摻雜了很多人為因素，即我們過去在農村工作中的指導思想和重大舉措，違背了現代社會的發(fā)展方向和社會轉型期的三大歷史進程。要牢記這種教訓，避免今后重犯類似的錯誤。
　　
　　關鍵詞“三農”問題改革開放社會轉型三大歷史進程社會分化_性貧困與機遇性貧困農業(yè)合作組織與合作經濟
　　
　　當中國正竭力加快現代化的步伐并開始著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候，一大堆“三農”問題卻像太行山
……（新文秘網http://120pk.cn省略866字，正式會員可完整閱讀）……　
支農和補貼農民。
　　
　　法國政府近年來向農民提供的各種補貼，人均每年達萬多元人民幣），因此，發(fā)達國家所碰到的“三農”問題，其解決難度，便比發(fā)展中國家所碰到的同類問題，要輕許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發(fā)達國家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其農民中的貧困問題，也不意味著它們不會發(fā)生與存在著長期、棘手的“三農”難題。所以，時至今日，美國農村仍存在著數量可觀的貧困人口，其相對數常常比城市貧困人口要多一倍；而號稱今日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卻至今都未解決好其長期存在和十分棘手的“三農”難題。
　　
　　舉出上述情況，并不是想使國人“寬心”，更不是要掩飾當前中國所面臨的“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與緊迫性，而只是想說明，“三農”問題在中國將長期存在，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哪怕我們在若干年內化解了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甚至超越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使中國躋身于發(fā)達國家的行列，情況也會如此。因此，對“三農”問題的研究與應對，絕不能幻想通過全國政要和民眾在一定時期內上下一致轟轟烈烈的努力，便可徹底完成其歷史任務，而應樹立長期艱苦作戰(zhàn)的思想，既隨時準備扎實、努力去研究和解決已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又隨時準備扎實、努力去探討和解決尚未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
　　
　　如果我們對當前中國所面臨的“三農”問題作一些歷史回顧，便可以發(fā)現，它們中有些問題（如農民的貧困或農業(yè)生產的困境），在改革開放前比現在還嚴重，甚至嚴重得多，但當時卻未被國人所正視，而現在這些問題已較過去緩解了，甚或大大地緩解了，人們卻大喊大叫了起來。這是為什么？
　　
　　原因是“三農”問題，像其他許多社會問題一樣，在人們未警覺它們之前，是作為一種普通的社會現象存在和呈現于人們的眼前的。這類現象，要在人們的觀念里轉化為“社會問題”，除了其性質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暴露出來并被許多人所意識外，還要取決于許多其他的社會條件。而要使這類現象被人們視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并引起全社會的強烈反應，除了這類現象對社會影響的嚴重性和廣泛性外，往往還要取決于它們與其相關現象的相互映照而在人們觀念中形成的強烈反差。反差愈大，反應也愈強。
　　
　　拿上世紀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農民的貧困問題來說。在人民公社時期，大陸中國農民幾乎毫無例外地處于長期、普遍的貧困之中。如直到年，大陸數億中國農民所擁有的自有財產，包括住房在內，總數還不足億元，每個農戶平均不足元。①
　　
　　但是，由于這種貧困是在“集體經濟”的社會條件下存在和發(fā)生的，“集體經濟”的某些社會功能對它有緩解作用與掩飾作用，它也就難于被局外人清楚地意識出來。至于處身于其中的廣大農民（公社社員），則因為“身在廬山中”，已經對貧困視而不見，或者說已經習以為常。不僅如此，在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斷在農村開展的政治運動的左右下，尤其是在這些運動中所貫徹執(zhí)行的“依靠貧下中農”的“階級路線”的左右下，當時中國大陸廣大的農民中甚至被培植產生了這樣的觀念：貧窮不僅不是什么問題，而且是一種“光榮”，即所謂的“窮光榮”。既然如此，中國大陸農民當時普遍存在的貧困，也就不可能作為一種社會問題被揭示了出來，更不可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當時中國大陸的整個社會情勢及城市居民的境況，也確定了這一點：全社會都還未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城市居民雖不像農民那樣普遍貧困，但也普遍的不富裕，二者的差別并不很大。
　　
　　當然，在人民公社時期，對大陸農民的真實狀況早有所察覺并挺而為農民說話的人還是有的。但他們的言行，卻由于政治方面的障礙（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主宰一切）和_態(tài)方面的障礙（忌諱、甚至拒絕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貧困現象），不僅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和結果，而且還遭到嚴酷的打擊。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因此而受到殘酷的政治迫害，連彭德懷這樣在黨和國家中享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也未能幸免。這樣一來，要使過去大陸農民普遍的貧困現象，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提出來，當時便完全不可能。
　　
　　把中國大陸農民的貧困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提出來，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在上世紀年代中期之后。這種情況之所以會出現，一方面是由于改革開放雖很快改變了大陸農民普遍貧困的狀況，但卻從未消除農民中的貧困，而且陷入貧困中的農民數量一直很巨大（如上億的人口），另方面則是由于改革開放之后的社會環(huán)境，已經使任何掩蓋農民貧困狀況的政治企圖難以得逞，人們已爭得較多獨立觀察與思考的_，去關注和研究農民的真實處境。
　　
　　改革開放之后，大陸農民貧困的一些新的情況和其發(fā)生的相關社會背景 ……（未完，全文共6926字，當前僅顯示2432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袁亞愚：“三農”問題——反思中的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