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思想誕生情境的“五四時代”

　　據考證，“五四運動”的概念最早出現，是在1919年5月18日以“某學生聯(lián)合會全體學生”為名義發(fā)表的“罷課宣言”中，而作為一個名詞最早見于報端則是在5月26日，時為北大學生的羅家倫以“毅”為筆名在《每周評論》第23期上發(fā)表的短文《五四運動的精神》。在今天，學界公認的一個觀點是：“五四”一詞包含著相互關聯(lián)又彼此獨立的兩層含義，即1919年5月4日火燒趙家樓事件為標志的愛國學生運動及由接受了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影響的現代知識分子倡導，以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為標志，“以道德革命和文學革命為內容和口號”[1]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前者即周策縱先生所說的“五四事件”，作為一場大規(guī)模的政治運動，它遵循現實的行動原則，體現的是“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2]。后者則遵循思想啟蒙的原則，致力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化變革，“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3]，為新興的民主共和政體固本培元。而在實際中，“五四”一詞還有著另一層更為寬泛的含義，即包括經濟、社會、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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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表于1958年的《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等文章中，布羅代爾區(qū)分了三種不同長度的時間在總體史研究中的意義。三種時間即“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和它們分別相關的另三個概念是“事件”、“情勢”和“結構”。其中短時段主要指具體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事件，它們可能在當時影響巨大，但在一時的喧囂過后，對歷史的發(fā)展卻未必會產生深遠的影響�，F代歷史學家需要超越這種變幻莫測的短時段事件，而去分析歷史的更深層，即中時段。它的長度可能從10年、20年到50年、100年不等，中時段的歷史波動是短時段事件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基礎，而真正決定人類歷史發(fā)展長期進程的則是長時段歷史，即深層的地理環(huán)境、生態(tài)因素、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思想文化結構、_心理結構等方面的因素。他借用一位西班牙學者的話，把歷史比喻成海洋，表面是翻騰的浪花和起伏的波濤，之下是陽光照不到的_的深海。但正是這_而無邊無際的大海深處，才是歷史進步和傳統(tǒng)的真正本質。
　　按照布羅代爾的理論，像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那樣，從“對中國文化的偏愛”的角度分析五四知識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途徑的根源”[5]，當屬對“長時段”歷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對“五四時代”的理解則屬于對歷史“中時段”即情勢研究的范疇。與深層的“結構”問題相比，從“情勢”角度闡釋歷史事件或許顯得不那么深刻，但卻更加具體，也更不容易落入環(huán)境或文化決定論的窠臼。對“情勢”的強調并非是要否定人在歷史中的主體性地位，只是任何人都不能脫離具體的時空背景而存在，一些現象孤立地看起來或許不易理解，但若將其還原到最初所在的歷史情境當中，其來龍去脈便會馬上一目了然。
　　從思想變革到社會改造，《新青年》雜志與當時的民國政府之間的關系經歷了微妙的變化。在《新青年》上，“革命”一詞出現的頻率是很高的，但具體的所指卻不盡相同。一開始，它所指代的對象非常明確：不是泛泛的追求進步的革新，亦非后來提倡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想，而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辛亥革命。對于這場可謂翻天覆地的變革，身為老革命派的陳獨秀無論在情感上還是理智上都極為擁護。對他來說，革命意味著民主與共和、人權和平等，意味著人告別奴役狀態(tài)而走向解放，因此，當梁啟超等人提出“革命相續(xù)之原理”，認為沒完沒了的戰(zhàn)爭會造成社會的dong luan時，他采取了堅決的反對態(tài)度。對辛亥革命的肯定不代表創(chuàng)辦之初的《新青年》缺乏現實批判精神，恰恰相反，正是在“民國”理想的映襯下，北洋政府的不完美才得以顯現出來。袁世凱和張勛的先后復辟使得陳獨秀意識到了新興的共和制所面臨的危機。這種危機不只來自于醉心帝制美夢的個別獨夫民賊，更來自于廣大民眾公民權利思想的缺失，也即黃遠生所說的“民國無根”。類似的問題在西歐各國并不存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已經從不同的角度為后來的大革命做好了必要的思想鋪墊，因此，《新青年》同人致力于思想文化變革，呼喚“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吾人最后之覺悟”，熱中于在中國搞一場“文藝復興”，其最初目的，便是要在事后為辛亥革命補上這一課。
　　然而，不管文化革命的倡導者們懷有何等堅定的信念，必須看到的一點是，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它的發(fā)展狀況不能脫離歷史和現實的社會存在，思想變革不是在短時間內靠幾個人搞一場運動就能完成得了的，反倒是運動中的那些先鋒人物和媒介精英們，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內容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現實情境的限制。在當時的報刊上，“五四”思想變革起初尚沒有固定的名稱，“文化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兩個概念幾乎是在同等含義上被使用的。客觀地說，新文化運動之“新”，主要是針對普通百姓和保守派而言，德先生也好，賽先生也罷，甚至白話文運動，對于西歐國家和人民來說早已不稀奇。“五四”時期西學的大量涌入， ……（未完，全文共3964字，當前僅顯示2002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作為新思想誕生情境的“五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