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論的引進和我國文學經(jīng)典的解讀

　　內(nèi)容提要本世紀年代引進革命文學理論與年代以來大量引進西方文論的比較話語的硬性封閉和彈性派生從一元延續(xù)到多元共生。追逐新潮多元話語交織中國當代文論話語和范疇的斷裂和錯位。引進理論解讀經(jīng)典文本不應簡單地求同而應著力在求異之中達到突破和創(chuàng)造。
　　
　　年代初期以來引進西方文論的潮流可能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規(guī)模最為宏大成就最為壯觀對我國文論建設的促進最為巨大的一次。它結束了我國的文學理論自我封閉、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機狀態(tài)推動我國文論的高速發(fā)展在現(xiàn)代化尚未實現(xiàn)的中國創(chuàng)造了與西方后現(xiàn)代思潮“超前”接軌的文化奇觀。
　　
　　但是西方文論如此高速的引進也帶來了苦澀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論任何一種權威的理論話語都有其澄明的一面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們的任務就是消除障蔽。
　　
　　問題在于如何消除這種障蔽。中國古典文論向現(xiàn)代轉化的命題的提出提供了一條途徑。但是古典文論的“轉化”對于西方文論來說就意味著不是求同而是求異“現(xiàn)代轉化”對于古典文論來說也不是簡單求同而是求異。但是作純粹理論的回答是無力的因為每一個范疇的派生都意味著文化歷史語境和思維模式的反復搏斗。本文試圖通過中國現(xiàn)代文論引進的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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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無條件地肯定階級的_性正是導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棄_性和階級性的話語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在用文字魔術的掩蓋之下把中心向個體和個性傾鈄②。范疇和話語的封閉還是開放之所以成為爭論的焦點原因在于一方認為理論本身的權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從年代到年代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傾向有所緩和從學術理論上來說是比較軟化了③。但是總的來說仍然處于求同階段每逢遇到理論話語與文學實踐發(fā)生矛盾的時候不是以文學特殊規(guī)律去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話語而是以哲學話語的普遍性掩飾文學的特殊性以社會功利性抹煞文學的審美價值。
　　
　　但是文學的審美本性與政治工具論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這就不能不動搖了單純求同的思維定勢。于是就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傾向更加自覺地在革命文論體系中尋覓最有彈性的局部在主流話語上求同的同時適當?shù)卦谂缮捳Z上求異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話語的派生性話語“主觀戰(zhàn)斗精神”、“主觀擁抱客觀”、“中間人物”等等前赴后繼。革命文論家們已經(jīng)不再滿足于在原有話語內(nèi)部作側重點的調(diào)節(jié)。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胡風在他看來最富有彈性的局部首先就是創(chuàng)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觀的局限作家不一定要通過思想改造只要通過主觀擁抱客觀寫真實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觀生活的前提下他強調(diào)作家的主體性的表現(xiàn)他甚至認為當阿拿著筆在畫圓圈的時候“這個跪在地上畫圓圈的阿同時也正是作家魯迅自己”④。開明的革命文論家所追求的不過是加強革命文論的彈性對于可以同化的東西盡可能地彈性地開放減少排它性。對于難以用現(xiàn)成話語同化的現(xiàn)象就要派生出一些從屬性的話語來強化其開放性。
　　
　　核心話語求同派生話語求異是我國革命文論家尋求理論發(fā)展的一大發(fā)明。
　　
　　雖然胡風后來在年代中期遭到整肅但是矛盾仍然不可回避舍不得犧牲藝術的審美特性的理論家總要找尋新的彈性突破口提出派生話語。一直批判胡風的何其芳在胡風失去_以后回避了敏感區(qū)為了將階級性這樣一個基本話語從彈性轉向開放提出了新的派生話語。年月他在《論阿》中提出如果把阿僅僅當作落后農(nóng)民的典型就低估了它的重大意義阿精神的共性并不是一個階級的現(xiàn)象而是在不同階級身上都可以出現(xiàn)的。阿是有階級性的但是阿精神卻是超越階級的。這就是著名的“典型共名”說。直到年代初期不顧越來越激烈的對于所謂人性論的批判和聲討他一直堅持認為標志著最高成就的文學典型如唐·吉訶德、哈姆雷特、賈寶玉、諸葛亮、孫悟空之所以不朽就是因為他們超越了階級性成了人類某種精神的一種“共名”⑤。不管何其芳當年的這種說法有多少缺陷我們不能不看到他的派生話語在求同的框架里強化了求異的成分正是這種求異的成分推動著革命文論的發(fā)展。
　　
　　盡管特殊的政zhi feng波一再壓制派生話語彈性求異但卻不能最終窒息以派生話語尋求彈性突破的傾向每當適當?shù)耐獠織l件成熟彈性求異的傾向總是不斷轉移方向?qū)で笮碌耐黄�。而這就留下了理論曲折發(fā)展、提高層次的軌跡。雖然政治形勢一旦嚴酷探索遭到整肅只不過意味著彈性的部分遭到封閉變成了理論的禁區(qū)。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理論的發(fā)展的終結而只意味著主流話語生命的“休克”不得不借助_性的力量的特別保護。
　　
　　盡管形勢嚴酷但有一個領域是例外活躍著產(chǎn)生派生話語的溫床那就是經(jīng)典文本解讀的領域。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為復雜現(xiàn)象尋求新的解釋的努力求異的傾向話語派生的追求總是曲曲折折地運行。在這個領域里安全系數(shù)較大解讀的可能性也比較多。封閉性的文論在經(jīng)典文本面前面臨著極其嚴峻的考驗如果它不能否決經(jīng)典文本的藝術價值經(jīng)典文本就以其不可辯駁的權威性否決革命文論的可信性。正是因為這樣在經(jīng)典文本的解讀和封閉話語的較量中后者總是不得不作出妥協(xié)和讓步。
　　
　　簡單求同和彈性求異的反復較量貫穿在革命文論引進的全部歷史過程中。
　　
　　在年代初期在比較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里簡單求同的傾向大量地以貼標簽的形式出現(xiàn)在抗美援朝強調(diào)愛國主義的時期屈原的詩就被何其芳、郭沫若認定為“愛國主義”。到了要求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世界觀站到“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的時候李后主的詞就被授予了“人民性”的桂冠⑥。最為突出的是一位蘇聯(lián)理論家在《共產(chǎn)黨人》雜志上根據(jù)列寧哲學史就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斗爭史的公式推演出文學史就是現(xiàn)實主義與反現(xiàn)實主義 ……（未完，全文共4531字，當前僅顯示2288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西方文論的引進和我國文學經(jīng)典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