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文化角色與生存悲劇

　　可以用流連風月和終生沉淪來描述柳永的一生。在柳永身上，這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而對這兩者因果關(guān)系的認定，站在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看法。柳永本人是因為不得中進士，才放浪形骸的，所以他說：“未遂風云便，爭不恣狂蕩。”（《鶴沖天·黃金榜上》）這與仁宗皇帝的看法顯然不同，仁宗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保ā赌芨凝S漫錄》卷十六）因為認為柳永風流，才不讓他中進士。雙方都有一定的理由，所以，這其中一定存在著某種規(guī)則，超出這種簡單的因果論定，逼迫柳永接受這一事實，從而造就了柳永的悲劇命運。對這一規(guī)則的揭示，是一個有意思的文化題目；而柳永對這一規(guī)則的悲苦抗爭，又關(guān)系到詞文學的主要功能。
　　一
　　從現(xiàn)有的史料來看，柳永之所以蹭蹬仕途是因為“品格”二字。當然包括人品和文品。宋人嚴有翼所撰《藝苑雌黃》云：
　　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于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庇墒遣坏弥�，日與ｈｕáｎ＠①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旨填詞柳三變。”“薄于操行”，在歌舞升平的北宋時代似乎算不得什么大錯。自中唐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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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子花�！瘡堊右坝谑菫樽髟~也”（陳師道《后山詩話》）。這與柳永的事跡簡直如出一轍。據(jù)載柳永居京時，“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jīng)品題，聲價十倍”（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張先官至都官郎中，且又年老，尚不怎么收斂自己，可見社會是可以容忍這些行為的。
　　可以說，柳永雖性情浪蕩，行為風流，但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并不顯得那么不近情理，所以柳永不隱諱自己和歌妓的密切關(guān)系，而且，他的這些詞也能被社會甚至皇帝本人賞識�！妒直苁钿浽挕份d“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又《后山詩話》載：“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ｗěｉ＠③＠④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笨梢�，人們是可以容忍柳永的那些依紅偎翠之行的。也就是說，柳永的人品并不見得比其他文人或官員更糟，所以“薄于操行”的指責可能是一個借口。
　　真正有問題的是柳永的文品。在一個文化社會，對文品的看重可能更甚于對人品的看重，因為文詞是顯示自己的社會形象的主要方式，所以文品并不僅是文風問題，而是有關(guān)文化品格的問題。北宋其他文人雖然行為風流，但于文詞不免謹慎。他們嚴于詩詞之分，讓詩歌保持氣象端莊，因為他們相信，詩歌是自己的名片；而把一些屬于情感享受，不那么冠冕的內(nèi)容交給詞來處理，算是私下之作，至少在形式上對言情之作保持一種低調(diào)，所以有賓主之分。換句話說，雖然這些文人官員也享受著時代的風氣，但他們通過詩歌這種典雅的文詞顯示了自己的正統(tǒng)的文化角色意識，保證了文品的純正。一個社會的文化可以分為雅俗兩面，具體到一個士人，他的文化趣味也可以分為雅俗兩面，但士人作為主流分化的代表，總要顯示出以雅為主，以俗為輔，這種角色意識不容動搖。而柳永缺乏這種角色意識，由于甚少詩文之作，詞成了他的名片，這就是與主流文化的要求格格不入了。不僅如此，對柳永的指責和排斥，實際上另有意義，那就是希望確定柳永作為另一層次文化或者是俗文化的代表，這對當時不同層次社會文化的平衡大有好處。
　　俗艷文化畢竟是一個事實的存在，并且為統(tǒng)治者需要、享受；但對君臣士人來說，應(yīng)盡可能讓它保留在風俗、民間、夜晚里，也就是保存在亞文化的層次上，要和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需要確立一個俗艷文化的代表，并通過賦予這個代表以特定的社會地位，來解開兩個文化層次糾纏不清的困境，清晰地劃定社會文化畛域。這就是說，主流_態(tài)為了既能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又能夠保留并享受俗文化，希望有人能夠承擔俗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并且通過確認和排斥這一角色來達到既保留俗文化又不至于威脅主流文化地位的目的。更直接地說，就是需要有人來為統(tǒng)治者的風流享受承擔責任。可以說，這是一個文化策略，也許仁宗和別的官員們對此并沒有十分的自覺，但它發(fā)生了。
　　柳永是一個最為合適的人選，他詞名廣被，正是以一個浪蕩游子的面目出現(xiàn)在社會上。詞在當時是俗文化的一個代表，而柳詞又以歌詠纏綿聲色著名，柳詞因此似乎成了俗艷文化的宣言，柳永在不自覺之間甚至成為宋代俗艷文化的代表人物，有了相當?shù)纳鐣绊�。柳永所謂“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仿佛略能說明這種文化角色意識�？陀^上來說，一旦柳永以俗艷文化代表的身份，進入以正統(tǒng)文化自律、自居的官僚階層，會對兩種文化的既定分野形成威脅，會使官僚階層的社會形象更加糟糕。但這也使得統(tǒng)治者迅速認識到柳永的文化價值，柳永的社會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仁宗為代表的主流文化強加于他的。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云：
　　仁宗留意儒雅，務(wù)本理道，深斥浮艷虛美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奔芭R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認可柳永的“淺斟低唱”，并以此為借口剝奪了柳永的“浮名”，迫使柳永打出了“奉旨填詞”的旗號（注：《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九引《藝苑雌黃》。），就是這一文化策略的成功顯現(xiàn)。因為皇帝的貶斥顯然會加強柳永的詞名，而剝奪柳永在正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不但會使柳永作為俗文化的象征更加純粹，而且突出了自己的“儒雅”。仁宗雖然喜愛柳詞，但作為皇帝，則不能容許柳永進入自己的官僚階層，并希望 ……（未完，全文共8156字，當前僅顯示2228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柳永的文化角色與生存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