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為什么總是開錯藥方？

為什么一些專家學者為中國三農問題開出的藥方，總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實上則寸步難行？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論證，就被地方官員從容笑納？為什么拿財政工資的他們，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如果一個官員對農民沒有深入骨髓的感情，很難想象他能正確地理解農民和三農問題。
　　為什么苦孩子出身的王懷忠最后落得個被注射死刑的下場？這個分管農業(yè)的前安徽省副省長如果真的體味農民的苦難，他會把苦難的農民和農民的苦難包裝成金燦燦的政績農業(yè)，去上級長官那里邀功請賞嗎？
　　如果一個官員的眼睛始終向上，他就不可能為底層社會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同樣的道理，一個學者如果沒有品味低層社會苦難的現(xiàn)實情懷，他就很難在學術研究時，保持獨立的學術態(tài)度，作出符合實際需要的政策建議。
　　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三農研究的歷史流變，就會發(fā)現(xiàn)，三農問題的研究大規(guī)模進入到社會經(jīng)濟學領域，是年以后的事情。此前年，中國三農問題已顯出種種危險的征兆，但社會經(jīng)濟學家沒有任何研究成果，向人們證明他們把眼光投注到三農問題上。年代對中國農民問題的在意，全憑著官方智囊機構的一些良心。
　　年，當下的農業(yè)部副部長范小建還是一個官居中層的司長。敏感于年后農民收入連續(xù)年負增長的嚴酷現(xiàn)實，范在將近半年的時間內，騎單車微服私訪多個縣。當自行車由新車變成舊車，他的中國農民調查，漸趨沉重起來。末了，范把他的基本結論呈送給時任農業(yè)部部長的劉中一：農民收入下降導致相對負擔過重，執(zhí)政黨和農民的政治關系由此受到影響。
　　據(jù)稱，劉拿著范的報告盤桓良久，最后決定力排眾議，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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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司加農戶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訂單農業(yè)；第二階段是租地經(jīng)營；第三階段是“股田制”。因為中國的農民和企業(yè)缺乏誠信，所以訂單農業(yè)沒有把農民搞富；租地經(jīng)營因為租金是固定的，農民收入不能逐步增加，所以也不能把農民搞富；股田制則不同，農民入股后，每月都可以按股份分紅，那個錢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時股票還在增值，幾年后，如果股權轉讓的話，又是大筆的可觀收入。
　　李昌平用自己的話，概括了“厲的觀點”：從租地經(jīng)營到“股田制”是一個飛躍的發(fā)展，中國農業(yè)走這樣一條路，就可以發(fā)展起來，農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農村市場啟動了，整個中國的市場就啟動了。
　　李有些尖酸地說：厲果然三句話不離本行，為中國農業(yè)發(fā)展、農民富裕開了一個“股田制”的好方子。
　　駁斥厲所謂的三個階段后，李昌平指出，即使厲的“股田制”能有神奇產生巨大的“泡沫”，農民也未必能得到好處。最后，他給厲的言論扣了頂情緒化的“帽子”：“歪理邪說”。
　　李昌平對厲以寧的批評一俟見諸報章，輿論大嘩。有報道說，厲指責李昌平曲解了他的原意，對他的批評多有不實。
　　顯然，沒有多少人靜下心來，聆聽厲先生的辯解。人們由此引發(fā)開來，聯(lián)想到李所謂的“中國的經(jīng)濟學界太令人失望了”。“很多大經(jīng)濟學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边@樣籠統(tǒng)的批評，似乎喚醒了公眾的某種共識。李發(fā)出了內心的呼喊：呼吁中國的經(jīng)濟學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進生活，認識自己的祖國，開出符合國情的方子。
　　溫鐵軍在理解_總理的治理思想時說，_總理強調的農村生產力，應該是特指億小農戶，其中是純農戶，是以農業(yè)為主的兼業(yè)農戶，也就是說，我國的農戶是以小農經(jīng)濟為主的，這就是無法與照搬的上層建筑相適應的現(xiàn)實生產力。溫鐵軍指出，這就是我們考慮一切事情的基礎和前提。
　　坦率地說，指望中國的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就中國的三農問題，給出一個個立竿見影的良方，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不能希望學者取代官員去具體行政，但吁請知識階層走進現(xiàn)實世界的要求，是不過分的。以學者專家自居的人們必須自律，必須尊重科學精神，不能眼光始終向上，官員們需要什么理論，就從紙上給他們畫一個“餅”。
　　“沉”到鄉(xiāng)村社會的底層，從調研出發(fā)，實事求是地研究破解三農的政策，是吃“三農飯”的學者們的本分。
　　一、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
　　考察南平的現(xiàn)實，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高瞻遠矚的“消滅農民論”，多么像那個聽說災民饑荒遍野就說“給他們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農化有害的縣域經(jīng)濟執(zhí)行者，在尋求“消滅農民”理論支持時，又是怎樣的一種冷酷。
　　今年春天，筆者在南平電力賓館上網(wǎng)時，偶然看到一個投資機構的宏觀政策分析。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于消滅農民，已經(jīng)作為一個常識，一個無須再經(jīng)論證的公理，成了投資決策者分析投資增長模式的論據(jù)。
　　我們不妨將部分相關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資的內生性與行政干預的較量中，有個因素決定了目前投資增長模式的合理性和持續(xù)性。首先是全球制造業(yè)向中國轉移為投資大幅增長提供了外部推動力，其次便是農村城市化的新思路為城市基建投資提供了持續(xù)推動力。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就是消滅農民，讓農民變成城市工人；消滅農村，讓農村變成城市。農民變成農業(yè)工人，農業(yè)的產業(yè)化才有基礎。這一過程從城市向周圍農村的擴張開始，農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帶的發(fā)展對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及相關行業(yè)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導致的投資活動也將是持續(xù)的。
　　筆者無意于辯駁該分析的正確與否，筆者關心的是，消滅農民怎么成了一個廣泛的共識？誰說“消滅農民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消滅農民需要多長時日？在一個有著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怎樣才能消滅農民？
　　記憶中，過去的年里，中國的很多理論家和農村問題專家提出過這樣的“高見”。原以為他們的說法，僅僅是一種說法而已，沒料到它們對中國公眾的影響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網(wǎng)絡搜索引擎上一查，“消滅農民”確已成為公眾廣泛接受的概念，一個可以解決三農問題的“動賓結構”。從作客著名網(wǎng)絡媒介的人大代表，到著書立說的理論家，把脈三農問題，無不言之鑿鑿地開出“消滅農民”的藥方。
　　當然，他們一般會解釋其實不用解釋的兩個小問題：消滅農民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而是讓他們轉變?yōu)楣と耍晦r民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消滅農民的出路在于市場經(jīng)濟和市場化的綜合改革，這是古典經(jīng)濟學的邏輯。
　　顯然，這樣的藥方，已經(jīng)贏得廣泛的認同。
　　**年月日，一位知名策劃人以特約評論員的身份，出現(xiàn)在南方電視一頻道的“兩會報道”上，講到三農問題，他援引了當天早上從報章上看到的專家的一句話：“解決農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村，解決農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民�！彼f：“雖然極端了一點，但是也不乏道理�！�
　　記者出身的策劃家，顯然要比一般的專家冷靜，他在電視上說：中國的三農問題與美國等國家的情況不同，畢其功于一役的短線思想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主張“戰(zhàn)略眼光，長線思維”的策劃家認為，如果能用年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已經(jīng)是非常了不起的貢獻了。
　　他的估計，應該是樂觀了。我們從不相信中國農民問題無解，但我們絕對沒有樂觀到“年解決三農問題”的程度。從西方經(jīng)濟學中克隆出“消滅農民論”的專家學者們，如果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把自己心靈中的“皮球”真正沉到鄉(xiāng)村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比較而言，李的書對中國鄉(xiāng)村現(xiàn)狀的描述，應該更客觀更真切些。
　　中國鄉(xiāng)村還沒有懂得市場經(jīng)濟的原始概念，他們 ……（未完，全文共12396字，當前僅顯示2949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三農問題為什么總是開錯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