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yè)論文：“詩哲”與“文道”———以柏拉圖與朱熹為例

目錄/提綱：……
一、柏拉圖與朱熹:衰世中的哲學巨人與詩人
二、詩哲之爭:柏拉圖對荷馬的批判
三、文道之爭:朱熹對蘇軾等人的批評
四、柏拉圖和朱熹對詩文的認同與苛求
五、后人對“詩哲之爭”與“文道之爭”的反撥
六、余論
……

“詩哲”與“文道”———以柏拉圖與朱熹為例

*王玉琴(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江蘇鹽城224002)
【摘要】柏拉圖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棄詩從道的哲學巨人，柏拉圖批判荷馬接續(xù)“詩哲之爭”;朱
熹批評蘇軾則終結(jié)“文道之爭”。詩哲爭強調(diào)詩哲二分，哲學超越詩歌;文道爭主張以道為本、文與道合。兩者對詩文的批評都包容著對詩文最深刻的認識，柏拉圖對真理的強調(diào)是他批判詩歌不“真”的根據(jù)，朱熹哲學的道本論特征是他強調(diào)詩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強調(diào)“真”與凸顯“正”是柏拉圖詩學與朱熹詩學的差異所在。

【關(guān)鍵詞】柏拉圖;朱熹;真理;詩哲

【中圖分類號】I0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6873(2012)05－0064－07
文學與哲學的關(guān)系歷來是聚訟紛紜的復雜問題。一般情況下，文學不拒斥哲學，甚至提倡文學必須獲得哲學的深度，“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文學是要和哲學不分彼此，才莊嚴，才偉大。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1］282－283，文學不拒斥哲學并不能說明哲學不排斥文學，西方古代哲學史上的“詩哲之爭”與中國近古文化史上的“文道之爭”即為典型，其代表人物分別為柏拉圖和朱熹。詩哲之爭貫穿了整個西方美學史的發(fā)展過程，柏拉圖、奧古斯丁、盧梭、海德格爾等都在詩哲之爭的基礎(chǔ)上對“詩”、“思”關(guān)系發(fā)表過看法。而中國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從道出”諸論始終圍繞著“文”與“道”的關(guān)系喋喋不休，不管是詩哲之爭，還是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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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工作。”［4］6朱熹反對詩文是恐在宋金對峙、國步維艱之時，“諸公”卻把大量時間花費學詩、作文上，“分了為學功夫”，誤了國家大事。
盡管柏拉圖和朱熹的政治理想沒有能夠在自己生活的時代和國度里得到有效的推行，但他們均影響后世若干年。懷特海評柏拉圖說:“歐洲哲學傳統(tǒng)最沒有爭議的普遍特征是:它包括對柏拉圖的一系列注腳……他的獨特稟賦、他在一個偉大的文明時期所擁有的豐富閱歷、他所繼承的那種尚未由于過度的系統(tǒng)化而變得僵化無力的思想系統(tǒng)，使他的作品成為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5］39懷特海把整個歐洲哲學看成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注腳，稱其為“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2500年來，柏拉圖作為哲學的羅盤，是希臘世界的完美體現(xiàn)。同樣，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也可與柏拉圖媲美:“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shù)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fā)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6］1然而，相比于他們皆為大哲學家的共性而言，這兩個以哲學為最高價值的思想家都曾是一名杰出的詩人�！澳贻p時代的柏拉圖是一位頗有抱負的詩人……柏拉圖從來沒有完全掙脫過詩的誘惑……在所有的哲學家中，柏拉圖是最富詩意的一位�！保�7］6柏拉圖的詩才深得后世大詩人雪萊的贊賞:“柏拉圖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詩人———他的意象真實而壯麗，他的語言富有旋律，凡此都達到了人們可能想象的最強程度�！保�8］139與柏拉圖類似，朱熹既是一名杰出詩人又不甘做一名詩人，《鶴林玉露》卷一六載:“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于詩乎?’”胡銓以詩人之名向朝廷推薦朱熹，朱熹不悅，發(fā)誓再不作詩，但與張栻同游南岳時詩興大發(fā)，寫過百余篇詩作，事實上朱子終身詩作一千多首，確實是詩人中之翹首，“晦翁詩澹雅淳古，上規(guī)選體，跨越宋唐，卓然不倫，以詩人標準言之，晦翁亦為巨擘”［9］。“以詩人標準言之”為一巨擘的朱熹“誓不復作詩”與柏拉圖一把火燒詩的性質(zhì)是比較一致的———都不愿以詩名行世。
當柏拉圖轉(zhuǎn)向蘇格拉底學習哲學、朱熹問學李侗致力醇儒之后，在柏拉圖的“理式”王國和朱熹的“天理”世界里，詩情受到了兩位曾有過詩人背景的哲學家的強烈批判，像象柏拉圖不遺余力地批判荷馬一樣，朱熹也曾不遺余力批判過當時最大的文學家蘇東坡，詩哲之爭和文道之爭都達到了他們所處時代的一個高峰。

二、詩哲之爭:柏拉圖對荷馬的批判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遺山詩》)文學與世運之間這種相反相成的關(guān)系使得許多思想家對文學有著某種異乎尋常的警惕。具有某種先知意味的哲學家早就對此有所表述，柏拉圖即為西方哲學家之代表。深具詩學修養(yǎng)又生逢衰世的柏拉圖極其關(guān)注現(xiàn)實政治，其從建構(gòu)理想國的角度、出于培養(yǎng)道德高尚的公民之需要來驅(qū)逐詩人。在《理想國》卷十中，柏拉圖不惜采用強辯的方式，執(zhí)意把畫家與詩人當作模仿者，斷言藝術(shù)家所創(chuàng)造的審美形象與真理本體隔著三層。他接應著古希臘有史以來的“詩哲之爭”的傳統(tǒng)，嚴厲批評詩人說:我們理應抓住詩人，把他和畫家擺在一個隊伍里，因為他有兩點類似畫家，頭一點是他的作品對于真理沒有多大價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我們要拒絕他進到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家里來，因為他培養(yǎng)發(fā)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殘理性的部分。
［10］84柏拉圖從多角度來指責詩人:詩人的模仿就是行騙，詩人利用人的弱點缺乏道德，詩歌的魔力太大敗壞人心。總而言之，詩人以巧言俘獲人心，敗壞道德，放縱欲望，與建立理想國背道而馳。他對荷馬以來的希臘文藝遺產(chǎn)進行了全面的檢討，認為“從荷馬起，一切詩人都只是模仿者，無論是模仿德行，或者模仿他們所寫的一切題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抓住真理”［10］76。柏拉圖對荷馬最大的不滿就是荷馬的存在，因為荷馬以詩歌_起難以駕馭的情感，向理性原則發(fā)起挑戰(zhàn)，它誘使我們?yōu)槿〉媚撤N效果而操縱語言，而非追求精確。
他批評荷馬說:親愛的荷馬，如果像你所說的，談到品德，你并不是和真理隔著三層，不僅是影像制造者，不僅是我們所謂摹仿者，如果你和真理只隔著兩層，知道人在公私兩方面用什么方法可以變好或變壞，我們就要請問你，你曾經(jīng)替哪一國建立過較好的政府，像萊科勾對于斯巴達，許多其他政治家對于許多大小國家那樣呢?世間有哪一國稱呼你是它的立法者和恩人，像意大利和西西里稱呼卡雍達斯，我們雅典人稱呼梭倫那樣呢?［10］74正是因為詩和真理“隔著三層”、“摧殘理性”，既不能“立法”又沒有“替哪一國建立過較好的政府”，所以“理性使我們不得不驅(qū)逐她。”［10］87正如柏拉圖所說，詩與哲學是自古以來的“宿敵”，對詩的仁慈就是對哲學的罪過，所以在一個人是會變好還是變壞的關(guān)鍵時刻，“不應該受名譽、金錢和地位的誘惑，乃至于受詩的誘惑，去忽視正義和其他德行�！保�10］89在詩與哲學不可共存的情況下，即使是愛詩的哲人也應該放棄詩。柏拉圖的批判否定了詩在認識意義上的正面價值，實際上就等于拔掉了詩歌得以站立的根基，“由此幾乎完全抽取了詩人的認知‘底線’”［10］31。這與孔子認為詩具有“興觀群怨”的儒家詩教觀肯定其認識價值和倫理價值不同，柏拉圖判處了詩的死刑，決心把詩與哲學的抗爭繼續(xù)下去。 ……（未完，全文共11786字，當前僅顯示2804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畢業(yè)論文：“詩哲”與“文道”———以柏拉圖與朱熹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