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動力機制與角色類型

關鍵詞：村干部鄉(xiāng)村治理鄉(xiāng)村關系角色動力機制
　　一、引論
　　對村干部角色類型作了最好概括的，當屬吳毅教授，他認為，以代理人和當家人作比喻，來描述實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處境有一定道理，問題是，這種描述有些忽視農村復雜的動態(tài)事實，尤其忽視了村干部作為一個能動主體的行動能力與傾向，這個意義上，用經紀模式來比喻村干部，可能會更準確地將村干部作為能動的行動者的一面概括出來，從而有助于我們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動。經紀模式依據(jù)村干部行動的取向，可以分為贏利型經紀和保護型經紀，贏利性經紀的目的是利用所處位置謀取個人的經濟利益，保護型經紀則因為村莊文化網絡所構造出來的公共空間，愿意從面子和社會關系方面獲取收益，而不是僅僅考慮個人經濟收益的最大化。經紀模式的問題是，無論是充當贏利型經紀還是保護型經紀，村干部都會積極行動。而當前中國大部分農村的實際情況卻是村干部消極對待各項事務，即不積極代理，也不主動當家，而成為村莊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撞鐘者”。
　　村干部扮演何種角色，與其動力機制有密切關系。如果村干部既無預期的經濟收益，又無預期的社會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為一個積極的能動者來扮演角色，他們即使在當村干部，也大都消極無為，也就成為吳毅教授所說的撞鐘者。
　　從當前學術界對村干部研究的總體情況來看，主體的思路依然是從村委會組織法等制度性規(guī)定來設想村干部的行為特征，缺乏從村干部這個主體的角度來討論問題。這樣討論村支部與村委會這兩個主要村級組織的關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設計上主要對上負責的村支部與主要對下負責的村委會之間的沖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報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慮村干部的個人品質，則作為宏觀管理方面的村級組織的上級組織往往強調加強_性權力建設即農村黨支部建設，農民則行使民主權力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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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便會陷入鄉(xiāng)鎮(zhèn)行政要求與村民集體意愿相沖突的漩渦之中，他們什么也無法獲得。而當村莊內部團結較弱時，村干部可能滿足鄉(xiāng)鎮(zhèn)行政要求，卻不能從村民那里得到尊重與聲望。他們僅僅是作為公共人物登上了村莊的舞臺——這或許也是一種表達性的收益。
　　從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來看，只有那些傳統(tǒng)文化保持比較完整，宗族組織較為健全的農村地區(qū)，村干部較為看重社會性的收益，原因在于村莊具有密集的文化網絡，并因此具有自主生產價值的能力。無論原因如何，在一些地區(qū)尤其在傳統(tǒng)文化保持比較完整的農村地區(qū)，村干部職位可以帶來社會性收益，是沒有疑問的。
　　問題是，當看重社會性收益的村干部，面臨著嚴重的鄉(xiāng)村利益沖突，或者與村干部設定的制度安排使村干部難以從村莊中獲取這種社會性收益時，村莊精英就會退出村干部職位，而可能由普遍村民乃至村莊地痞充任村干部的職位。
　　⒉經濟性收益。
　　所謂經濟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從職位中獲得多少經濟收入，包括因為擴大社會關系而帶來的潛在收益，和擔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選拔為國家公務員的預期收益。
　　在當前村民自治_下面，村干部向上升為國家公務員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因此，這方面的潛在收益已不存在。而向上升為公務員，在建國后的大部分時期曾是村干部職位最大的動力。
　　為擴大社會關系尤其是與上級各方面的聯(lián)系，而擔任村干部的例子，集中在那些鄉(xiāng)鎮(zhèn)掌握著各種資源和特批權力的地區(qū)。舉例來說，在溫州農村，村干部可以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及各種上級機構建立聯(lián)系，從而有利于村干部個人企業(yè)獲取更好的生存環(huán)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監(jiān)控，少繳稅費等等。再如在中西部農村，仍然存在村干部借與鄉(xiāng)鎮(zhèn)的關系，來獲取信息乃至特權，從而獲得經濟好處的例子。如因為與鄉(xiāng)鎮(zhèn)比較熟悉，而比較容易獲取一些特殊行業(yè)的營業(yè)許可等。
　　不過，以上無論是向上作為公務員的潛在收益，還是從與鄉(xiāng)鎮(zhèn)關系中獲取潛在收益的機會，都已不再是當前農村村干部主要的收益來源，以下我們重點討論村干部從職位上可以獲取的直接經濟收入。
　　村干部直接收入，包括正當?shù)穆殬I(yè)收入，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資收入，也包括尋租收入，主要是村干部從職位上獲取的各種灰色收入。特別是在鄉(xiāng)村關系不配套，農村財務不健全，農民組織能力較差的地區(qū)，村干部利用職位尋租一度成為中國農村普遍的現(xiàn)象，并因此造成嚴重后果。這一點我們將在后面討論。
　　在絕大多數(shù)的農村，村集體經濟幾近于無。世紀九十年代初，自上而下號召消滅空殼村，事實上，到了九十年代末，全國絕大多數(shù)村都負債累累，既無積累也無負責的空殼村反倒成為難得的好村。在集體經濟沒有收益，而鄉(xiāng)鎮(zhèn)又不承擔村干部報酬的情況下，村干部報酬大多依托于村一級的“三提”（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作為一項政策，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農民負擔不得超過農民純收入的，這個，包括“三提”和“五統(tǒng)”�！拔褰y(tǒng)”歸鄉(xiāng)鎮(zhèn)使用，“三提五統(tǒng)”中，“五統(tǒng)”經費一般不會少于“三提”，村干部的工資收入，主要來自“三提”中的管理費，就全國平均水平而言，在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村干部的年報酬在—元之間，中部地區(qū)較高的村干部報酬，可以達到每年元。
　　如果村干部每年可以有元有保障的工資收入，考慮到村干部仍有時間從事其他經營性的事業(yè)包括務農，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大致不會存在問題。如果在元收入以外，村干部還可以利用制度不健全的機會，尋找一些灰色收入，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就會更高。
　　村干部尋找灰色收入的機會，與村干部希望從職位上獲取收益的類型（是否看重社會性收益），與村干部在村莊的地位（是否村莊精英），與村干部報酬是否有保障，與鄉(xiāng)鎮(zhèn)對村一級政務的期待及這些政務執(zhí)行的難度，與農民的組織能力尤其是反抗能力，與農村財務制度（尤其是實行村民自治以后，農村財務到底應該是村帳鄉(xiāng)管，還是民主理財）等等，都有關系。在缺乏社會性收益的情況下，村干部正當及不正當收益越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就越高，而在正當不正當收益都很少的時候，村干部會喪失工作的積極性。
　　就全國大部分農村來說，在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村集體雖然收入較少，但村級負債不多，村干部的工資雖然不高，因為可以從農民那里收取比較穩(wěn)定的“三提”而有保障。到年以后，農村的情況有所不同，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農村消滅空殼村，各種調整產業(yè)結構及興辦村辦企業(yè)的方案迅速出臺，逼民致富成為時尚；另一方面，各種自上而下達標升級工程快速增加，農民負擔因此迅速增加，向農民收取稅費成為鄉(xiāng)村兩級的主要工作，幾乎所有這個時期的農村調查都證實，收糧派款成為鄉(xiāng)村兩級最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工作。
　　收糧派款離不開村干部的積極參與，而如果沒有可觀的經濟收入，村干部就不會積極協(xié)助鄉(xiāng)鎮(zhèn)收取稅費。鄉(xiāng)鎮(zhèn)為了完成各種自上而下的達標升級任務（也可以借此來獲取工程回扣，乃至主動為獲取回扣而上馬政績工程），便對村干部在完成鄉(xiāng)鎮(zhèn)安排的任務時，搭車收取各種費用，撈取各種灰色收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鄉(xiāng)鎮(zhèn)越要向農民收取更多費用，收取費用的難度越大，鄉(xiāng)鎮(zhèn)便越是會默許（越來越痞化的）村干部撈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事情總有一個極限，農民無法承受無限增加的負擔。鄉(xiāng)村為了收取稅費而不得不支付越來越高的成本，包括村干部因為收稅費困難而預期有越來越多的灰色收入。當村干部還可以利用村級組織既存的信用擔保（高息許諾）借款上繳時，鄉(xiāng)村合謀不會破產，而一旦村級組織高息許諾不能兌現(xiàn)，村級組織信用破產時，鄉(xiāng)鎮(zhèn)收取稅費及村干部獲得高收入，便會雙雙落空，這時候，留下來的便是雙重后果：村級突然出現(xiàn)巨額負債，村干部高收入不再，因此動力不再。鄉(xiāng)村關系的有效維系便會出現(xiàn)問題。這種描述，正是自年以來的中部絕大多數(shù)農村的現(xiàn)實。
　　三、村干部的角色類型
　　以上討論了村干部的動力機制，以此動力機制為基礎，我們可以較好地討論村干部的角色類型。
　　從以上村干部動力機制的討論來看，村干部動力機制可以有以下四種組合：
　　、社會性收益為主，經濟收益為次。
　　換句話說，村干部因為看重聲望和面子收益，而擔任村干部職位，這樣的村干部，一定會有動力充當村莊利益的當家人和保護人，也因此構成所謂保護型經紀。
　　因為當村干部的社會收益較大，當村干部職位由鄉(xiāng)鎮(zhèn)來選擇時，或者說要由鄉(xiāng)鎮(zhèn)來決定村干部任免時，村干部的角色扮演會有一些混亂。如果鄉(xiāng)鎮(zhèn)十分強大，以至不顧村莊的要求，任命那些村 ……（未完，全文共14157字，當前僅顯示3368字，請閱讀下面提示信息。收藏《村干部的動力機制與角色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