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貿易模式、匯率彈性與匯率制度的選擇

論文：貿易模式、匯率彈性與匯率制度的選擇

摘要： 本文借鑒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福利的角度對不同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研究。與保持內外均衡的匯率理論不同，本文認為匯率更多的是貨幣當局用以實現(xiàn)自身政策目標的戰(zhàn)略工具，因此政策當局對于匯率制度的選擇建立在最小化的實現(xiàn)自己的政策目標成本的基礎上。與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尤其是對出口商品的匯率彈性和價格彈性這兩個變量加以區(qū)分，并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福利大小進行了對比。研究發(fā)現(xiàn)區(qū)分匯率彈性和價格彈性兩個概念和取值對福利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考慮到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結構特點（例如進口加工貿易），研究認為，進口加工貿易的比例越高，越會增加浮動匯率制度的福利水平。文中指出，正是由于進口加工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匯率的傳導機制，改變了匯率變動對外幣價格和本幣價格的影響，進而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福利水平產生了影響。
關鍵詞：損失函數(shù)，福利，匯率彈性

一、概述
關于匯率制度的研究和爭論一直是國際經濟學中的熱點問題。早期的研究焦點著眼于發(fā)達市場和發(fā)達國家，目前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制度問題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影響，這其中作為一國內外經濟紐帶的匯率及其制度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再次成為學術界熱衷的領域。
本文借鑒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與保持內外均衡的匯率理論不同，認為匯率不單純是一國的貨幣與外國貨幣的比價，而是一國政府為了確保國家利益更多的把匯率作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策目標的戰(zhàn)略工具。其次，各國政府的政策目標是不一致的，這個現(xiàn)象會導致各國政府在同樣的匯率制度條件下其調整的成本是不一樣的，所以各國政府不是考慮所選的匯率制度對均衡調整是否有利，而更多的是考慮所選擇的匯率制度是否能夠成本最小地實現(xiàn)自己的政策目標。因此政策當局對于匯率制度的選擇建立在最小化的實現(xiàn)自己的政策目標成本的基礎上
本文在總結現(xiàn)有研究進展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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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歸納：一是從內外均衡的角度研究最優(yōu)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如張志超(2002)、王學武(2000)等的研究就認為在資本項目開放的情況下，惟一可持久的匯率制度是_浮動制或是具有強硬承諾機制的固定匯率制，中間性匯率制度則缺乏可信性難以維持。資本帳戶沒有開放的發(fā)展中國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易綱(2000)）。也有學者顧及中國改革開放過渡時期的某些特征，而兩極制度對中國經濟的均衡調整都存在缺陷，從而提出“BBC” 規(guī)則(即：目標區(qū)、一攬子貨幣和爬行式調整等)。其中，馮用富(2001)、 楊柳(2001)等人認為中國漸進性的匯率制度改革符合匯率目標區(qū)的特點，是向浮動匯率過渡的最佳選擇。胡祖六(2000)的研究支持中國能夠有序地退出當前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向管理浮動匯率制過渡。而孫立堅等(2003a)的則認為應該選擇中間的匯率制度，比如目標匯率區(qū)或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另一類是關于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研究，因為本文不涉及匯率均衡值的研究和測算，此類研究不做論述。
本文認為匯率兼有政治和經濟雙重內涵，單純從經濟學研究的均衡視角進行研究會忽略其政策和政治含義。因此我們是從貨幣當局戰(zhàn)略目標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加以研究。基于Aizenman (1994), Chin 和 Miller (1998), Devereu* 和 Engel (1999), Eaton (1985), Helpman 和 Razin (1982), Lapan 和 Enders (1980) 以及Neumeyer (1988)等從福利的角度對不同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研究的文獻，我們試圖克服傳統(tǒng)研究中所缺乏的福利比較基礎的問題，目標函數(shù)的設定考慮到了實際變量和名義變量（經常賬戶、生產、增長率是研究中廣為采用的實際變量，名義變量則主要是價格總水平或者通貨膨脹率）。進一步的，我們充分考慮了中國商品貿易的一個顯著特點――出口產品中很大的比重是進口加工貿易。研究方法上，我們在數(shù)理分析的基礎上，通過數(shù)值模擬分析來觀測自變量的動態(tài)變化對兩種匯率制度福利水平的影響。

三、固定與浮動匯率的福利比較：一個數(shù)學框架
3.1 模型設定的依據
模型的設定建立在 Agénor (1994)研究的基礎上。模型研究的對象是一個開放經濟體，假設整個經濟由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組成。假設貨幣當局選擇匯率目標，即名義匯率是貨幣當局達到外部競爭和內部通脹（即價格穩(wěn)定）目標的政策工具，但是政府維持匯率水平的固定作為名義錨并不必然能夠保證價格的穩(wěn)定。比如私人部門會意識到政府有意對匯率進行貶值從而將價格設定到高于預期貶值的水平。匯率水平由政策當局決定，國內貿易品的價格由世界市場上的價格水平和國內名義匯率水平共同來定。非貿易品的價格由非貿易品部門設定，但前提是該價格設定在政策當局決定匯率水平之前[ 否則的話，意味著非貿易品能夠完全預見匯率水平的變動，從而使得貨幣當局沒有激勵改變匯率水平。]。這也意味著，貨幣當局能夠觀測到非貿易品部門的價格水平。
不同匯率制度的比較基礎是由貨幣當局和國內非貿易品部門之間的行為交互決定的。當局將決定最優(yōu)的匯率制度以最大化貨幣當局自己的福利水平。其福利水平由最小化損失函數(shù)達到，后者由外部競爭目標和內部通脹目標加權決定。
國內經濟主體由貨幣當局和國內企業(yè)部門兩部分組成。政策當局的政策工具是名義匯率水平而國內企業(yè)部門的政策工具是非貿易品的價格。兩類主體之間的最優(yōu)行為是使得每個主體最小化其損失函數(shù)。
3.2匯率傳導機制與出口商品（本幣）價格的匯率彈性
假設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匯率變化的比率為，引起出口變化的比率為，那么出口的匯率彈性為。令以外幣表示出口價格為（其中P是以人民幣表示的出口價格），當匯率變化而以人民幣表示的出口價格保持不變時，則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價格的變動率就等于匯率的變動率（符號相反），即，此時出口需求的匯率彈性也就等于出口需求的價格（外幣記）彈性即。但是，因為進出口貿易結構尤其是進口加工貿易的一定比例，使得匯率發(fā)生變化時，人民幣表示的出口價格是不可能保持不變的。匯率變化對進出口及其價格的傳導機制可以參見下圖一�？梢钥闯觯嗣駧派狄环矫鏁鸪隹谏唐穬r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又會引起進口商品價格的下降，當進口加工貿易占據一定的比例時，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反而會降低進口原材料和中間品的成本，從而引起出口商品本幣價格的下降，由可以推知，這樣的過程對的上升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傮w判斷，的上升比率將小于匯率的上升比率。進口加工貿易的存在，導致匯率變化會對出口商品的本幣價格產生影響，即是匯率的函數(shù)，那么，兩邊求全微分，，因此有， ，其中，＝為出口商品的本幣價格對匯率的彈性。根據前面的分析，可以認為0<<1，這樣，即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價格的變動率小于匯率的變動率。

圖一　匯率變化的傳導機制

3.3　參數(shù)設定及其描述
文中主要參數(shù)的設定，：國內商品價格的變動；：國際商品價格的變動率(本文中設定為0)；：國內非貿易品的價格變化率；：國內貿易品的價格變化率；：（1-）表示一國的貿易開放度；：出口商品本幣價格的匯率彈性； ：代表名義匯率的貶值率；：貨幣當局給以外部競爭力的權重；：貨幣當局給以國內通貨膨脹的權重；：實際匯率目標水平的變動率；：代表與國內貨幣增長率相關的非貿易品價格彈性； ：代表國內貨幣增長率；：非貿易品對實際匯率錯位的價格彈性。
3.4 模型設定及其說明
國內通貨膨脹率水平由非貿易品和貿易品的價格增長率加權決定。國內通貨膨脹率水平的變動率由以下公式決定：
　　　　　　　　　　　�。ǎ保�
其中1-表示一國的貿易開放度。匯率的變動對出口商品本幣價格變動率的影響還依賴于出口商品本幣價格的匯率彈性。
　　　　　　　　　　　　　�。ǎ玻�
簡便起見，我們假定＝0。即國際商品價格的變動率為零。
將（２）帶入（１）得：
　　　　　　　　　　�。ǎ常�
貨幣政策當局的損失函數(shù)由實際匯率的偏離和通貨膨脹目標加權構成。
　　　　�。ǎ矗�
將＝0和（３）帶入（４）得：
　　　�。ǎ担�
（５）式中的前半部分反映實際匯率的錯位。假定匯率的變化率以線性的形式進入損失函數(shù)，負號表示實際匯率升值降低了外部競爭力，從而帶來損失。后半部分表示國內通貨膨脹損失。當局的目標是最小化（５）式表示的損失函數(shù)。
非貿易品部門改變非貿易品的價格以對預期的國內貿易品價格的波動做出反應。參考Adams and Gro (1986)，定義非貿易品的價格變動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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